从古至今的自然环境变化有哪些（从历史地理看自然环境的变化）

大学或者社会上面的人好多认为历史地理就是历史加上地理。实际我们做的是研究历史时期的地理。英文讲起来，不应该讲“history and geography”，而是“historical geography”。历史时期的地理的研究对象跟当代的意义是没有什么两样的。但是研究方法有一个很大的不同，就是同样的科学原理，历史地理所依靠的依据、信息主要只能通过历史文献来搜集，当然也包括其它考古或者现在的一些科学技术手段，但主要还是要依赖于历史文献。当代的地理也不是不需要以往的记录，但更主要的还是依靠对现存的地理现象和地理景观的考察。这是很大的区别。

恰恰在这一点上，中国历史地理跟外国进行的历史地理研究比较起来就占有很大的优势，因为尽管中国不能说是世界上历史最悠久、最古老的国家，或者说中文一定最早，但是在世界上所有的现存的文明古国之间，中国的历史是延续的，中国的文献从甲骨文开始基本上是延续的。有些国家的文字已经成为死文字，以后就不用了，而我们一直延续下来。另外，可以说从秦朝开始到现在，中国的历代王朝主要的部分几乎全部覆盖了今天中国的东部、中部的绝大部分地方。在这样的一个延续的、稳定的空间范围里面，有延续的、丰富的历史文献，我们根据这些文献来进行的历史地理研究就有可能得到世界其它国家所不能得到的结果。由于中国的地理环境包括了很大的范围，包括各种地貌地形，所以这样的研究对世界同时代各种地形地貌、不同纬度的自然环境的变化都有很好的参考价值。正因为这样，我们研究的是过去，但是也有可能对未来的发展趋势提供一点意见。因为我们观察某个地理要素变化的时段可以比较长，所以就看到有一些仅仅依靠近代的科学手段观察所不能发现的规律和周期性的变化。

我想从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历史地理研究来看一看自然环境的变化。

首先一个，气候的变化。我们大家现在都很关心未来气候的变化，一种相当流行的、深入人心的说法认为从20世纪以来地球越来越变暖，而且变暖的速度在加快，所以科学家已经预言，到21世纪全球普遍的气温要升高，还给了一个具体的数字。有的说年平均气温会升高摄氏1度，有的说更高，1度到2度，又说北半球某些地方要升高得更快。那么这些话对不对呢？应该肯定是有根据的，的确20世纪很多数据都显示着年平均气温在逐渐升高。但是不是只有这么一种可能呢？各位可能最近也注意到，英国美国有少数科学家提出了相反的结论，认为地球很可能要进入一个小冰期，就是说现在不是变暖的问题，不久就要变冷了，也有这样的说法。这种说法也是有道理的，我这样说并不是模棱两可，不可知，真正的原因是我们人对气象变化的科学观测时间不长，现在用温度计或其它仪器来观测气候变化最长的历史只有160多年，能够有160多年延续的气候资料的在地球上只有五十个站点，而这五十个站点90%分布在西欧，也就是除了西欧以外，全世界能够有延续160年资料的只有五六个、四五个，分布在这么大的地球。所以我们现在比较精确的气温的变化、干湿度的变化还有气压的变化只能够有160年，而且范围相当有限。比如中国比较早的上海天文台大概120多年，在这以前就没有这样的记录。比如前几年报纸上有一条消息，黑龙江是有史以来最冷的冬天，过两天报上纠正了是48年来最冷，因为有史以来是多少你怎么知道？一般只能讲有比较确切气温记载。又比如说今年北京，我看到的资料说十月份是42年来最冷的。因为这42年有资料，再往前就没有了，北京的资料我想比上海的可能要短一点，但也是比较长的。像中国大多数地方县城的一般都是1958年以后才建立气象站连续观测记录。

160年资料主要是西欧的，剩下的也是地球北半球的几个点，那么南半球很多地方往往这些气候资料不到100年，只有几十年，凭这些资料要描述预测未来的气候变化显然是不够的。因为气候变化受到很多自然要素的影响，比如太阳的活动有的周期比较短，太阳黑子的爆发一般11年一个周期，但有的周期比较长，如果有一个300年的周期在起作用的话，那么以往的这些资料才刚刚过了它半个周期，你怎么知道气温一直往上升下一步就不会往下掉呢？影响地球的气温变化的究竟主要是人类的活动、二氧化碳的产生量，还是地球本身的变化，地球跟其它星球在宇宙中的地位呢？这一点恐怕大多数人都能肯定还是自然本身。人类的活动可以加剧它的变化，可以使它向某一方面发展，但是最根本的因素还是自然。恰恰对这一漫长的变化我们掌握的资料太少。历史地理研究在某种程度上可以弥补这个不足，把这个时段可以大大地拉长。

在这一方面我们知道已故的气象学家、前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竺可桢先生，做了开创性的贡献。他早就注意到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间有很丰富的气候资料，所以他生前发表过文章，论证以往5000年，甚至7000年中国气候变化的概况。在他做了这开创性的贡献以后，有很多科学家，包括很多历史地理的学者，在继续不断地做这个工作。比如我们研究所曾经把元朝以前所有能找到的历史文献里面有关气候的资料全部整理出来。资料很多，有些是直接的，比如“某年某日，大雪”，有的是间接的。竺可桢先生就指出来有的应该通过物候学的方法来推测气候，因为自然界的生物生长都是有规律的，如果在不受人类的活动干扰的情况下，这个规律往往是受到气候的影响。比如唐诗里面讲到某个地方某月某日“梅花初放”，那么我们可以跟今天比较看一下，今天这个地方梅花什么时候开的，如果开得比那时候早，一般就说明气候暖了，如果比那时候晚，说明气候比较冷。又比如说元朝的时候有记载说北京哪一天开始看到燕子了，当然现在北京城里房子太多、燕子不来是另外一回事，北京的农村肯定燕子还会来，燕子什么时候来的跟当时作一下比较，就可以看出作记载的那一年跟今天的气候寒暖的变化。还有一些就是通过那些历史文献里面找到的某些自然现象、物候现象来推测当时的气温高低，或者当时某一种特殊的气候。

这种文字记载可以追溯到甲骨文的时代，现在基本上甲骨文里留下的十万多篇都破解了，基本上都能认出来，里面就有个比较奇怪的现象，甲骨文里面没有“冰”字，这说明气候比较暖和，否则“冰”字总要创造出来的。到以后的《诗经》、《书经》就有“冰”了，《左传》里面多次提到“冰”了，像《春秋》里面提到鲁国哪一年王宫里面没办法储藏冰，以前都是冬天把冰收下来，夏天用的，有人管的，但那一年收不到冰，也就是那年气候比较暖和。而且更重要的是在甲骨文里面有七个地方提到了“象”，比如有一条讲到王打猎打到了几头象，又一条讲到傍晚已经天阴了，晚上还能不能去打猎打象呢，像这样的地方提到“象”有七个地方。这说明当时在商的王都附近有野象，商的王都就在今天的河南安阳以及黄河以北，离今天大象分布的地方已经很远了。当然如果这样一条例子可能是误证，但把大量这样的例子搜集起来，就可以做出比较可靠的结论。又比如《诗经》里面讲到竹子的分布，我们今天一般淮河以北已经很难找到大片的竹子的群落，像北京紫竹院公园是人工栽培的，不是天然的，但是在《诗经》里面描述可以看到也是在今天河南黄河以北还有成片成片的竹园。这些例子都可以得出结论，竺老先生的结论就是当时商朝的时候年平均气温在黄河中游这一带要比今天还高1摄氏到2度。也就是说如果科学家讲的全球变暖是事实的话，要到这个世纪末中国才会达到商朝的气温。所以我觉得一方面要认真对待，但另一方面也没什么可怕的，当时这么高的气温还从商朝发展到今天，何况现在科学技术更发达。这是一方面例子，就是通过历史地理研究可以利用历史文献把历史上气候变化推测出来。刚才举的例子是气温高的，气温低的例子也有，比如历史上关于黄河什么时候结冰的记录不少，可以跟今天作比较。又比如历史上记载有几次长江几乎冰住了，再比如渤海湾什么时候封冻的，像这些记录我们都可以找出来。像上海附近的太湖现在冬天根本没有冰，但是南宋的时候有记载说太湖全部结冰，人可以在上面走，车在上面开。又比如南宋的诗人范成大曾经描写苏州附近的运河里面开船的时候，前面除了竹篙要拿一个铁锤把冰砸碎，证明当时冬天气温比现在低。

我们做历史地理研究就先要把有关的文献搜集起来，然后根据这些文献来分析，特别是跟不同的时期还有今天作比较，因为历史上的记载比较粗的，不可能讲气温什么的，那么用间接的方法把它复原出来。复原出来的结果就是中国的周朝商朝到现在，气温由暖变寒、由寒变暖，已经有三四次了，小的变化还更多。其实这个变化跟古地理的研究，他们研究地球怎么样一次次结了冰，又怎么样一次次融化，基本上还是一致的。所不同的就是纯地质和古地理的研究往往是以多少万年来计算的，而我们历史地理的研究主要是靠文献，测度就要短得多，一般只能在最近的有文献的三四千年里面研究。这是从气候变化上讲。

另外从自然灾害本身的发生和变化。关于自然灾害，历史上也有很多的记载。比如最早的记载，周朝的时候，山崩、地震，还有各种各样的灾害。中国历史上关于地震的记载相当丰富，现在已经编了《中国古代地震史料》，一大摞，很多都是地方志里的，我们研究所跟科学院的地球物理所和地震研究所一起编了三本《中国历史地震地图集》，把中国历史上从周朝开始的地震，每一次震中在什么地方，震级是几级，波及的范围在哪里，用地图的方式画出来。其它像水灾、风灾、虫灾，比如蝗虫，各种各样的自然灾害，包括我们最近在研究传染病，历史上的鼠疫、霍乱，这都是自然灾害。当前好几位学者提出来现在的自然灾害是越来越多，而且在不少的论著里面都会排出一种表格，认为根据史料的统计中国的灾害越来越多，周朝一次，商朝两次，到了唐朝五次，宋朝八次，清朝二十次，民国三十次，现在八十次，就给大家造成这么一个印象。这个印象对不对呢？应该讲相当片面，这是误导，因为大家知道，我刚才讲了历史地理研究本质的东西是依靠历史文献，那么历史上留下的文献是越早越少，越后的越多，所以仅仅依靠文献统计出来当然是越来越多了。比如我举个例子，地方志是很重要的来源，因为有些灾害全国性还挨不上号，但地方的县志里要记载。我们现在看到的地方志是宋元时代的，宋朝元朝的地方志加在一起全国不到100种，明朝清朝民国的地方志加在一起8000多种，如果平均每一种方志记载一个灾害的话，那么宋元就不到100次，而明清民国加在一起就8000多次，那怎么可以？在座有没有学数理统计的？怎么有这么简单的？这样算下来，再往前，周朝、三皇五帝一次灾害都没有，因为历史文献没有啊。

另外一个我们还要看到当时做记录并且传下来的，一般都是文化经济比较发达的地方，如果当时的人们都没有文化，他们就口耳相传，传下来最多留下什么“大禹治水”这样的传说，不会讲什么精确的记载。今天到非洲、南美洲有一些调查，当地老人会告诉你历史上有很多水灾，他就讲不出哪一年代，因为没有文字记载。我有一年到帕米尔高原去，就去问当地的老人“这个东西什么时候的”，说“两千年”，旁边的那个老人说“三千年”，随他讲，都是凭印象。但是这样讲的话，中国的什么地方根据历史资料的统计下来灾害最多呢？是首都附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实际上我想是因为首都附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对自然灾害做记录的人多，留下来的东西也多，所以才会有这个结果。另外同样的灾害如果发生在首都附近经济文化发达的地方，人烟稠密的地方，引起的社会影响要比那些人烟稀少的地方、经济文化落后的地方大得多。北京附近如果地抖一下，三级地震，大家很紧张，报上肯定要讲。那年上海附近发生了一个很小的地震，我们学校研究生本科生吓得全从楼上跑下来，有的还赶快从窗子往下跳，就记录下来了。但是如果明天报上登西藏尼玛县发生七级地震，大家听过就算了，因为后面有句话，“当地人烟稀少，没有什么影响”。现在是因为科学技术发达，记载发达，尽管没有人，地震测到了，也就给报了，那古代呢，难道张衡的什么地动仪能够记载这些吗？那就肯定没有了。

所以仅仅根据文献记载的统计结果说自然灾害必定是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这是不够的。譬如说我们曾讨论，要根据现存的文献数量再来考查自然灾害。比如刚才讲的把方志平均，看每种方志记载多少种，那可能比现在纯粹根据数量统计好得多。所以也就有一个学科交叉的好处，光是历史头脑的人恐怕只会这样统，如果跟进行数理统计的、做抽样研究调查的人一起商量的话，可能就比较好。我知道国外研究这种资料有一种插入法，人工还要对数据进行一种整理，整理的过程就充分考虑到不同的标准，也考虑到史料留下来的数据本身的稀密度，这样结果就比较好。但是即使这样，是不是一定是证明发展到现在自然灾害越来越严重呢？也不见得是这样。当然我们也承认，从工业化以来，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越来越大，这是事实，所以地球上要找到完全不受人类的活动影响的环境恐怕已经很困难了。

我们在西藏喜玛拉雅山碰到做环境工作的人，他们告诉我喜玛拉雅山的积雪中间已经发现来自地球上其它地方的灰尘，是由高空环流带来的，当然我们肉眼看到的还是一片圣洁的洁白，但实际上已经受到影响了。我2000年和2001年之交的时候在南极的乔治王岛上面，在我们附近有一个韩国的世宗王考察站，他们站里面有一个研究海洋化学（Marine Chemistry）的专家。有一次我们开讨论会，他就提出来，根据他们的分析，附近的深海海水里面检测到了铅，而铅一般都是农药、化学制品里面才有的，西亚南极是不会有的，不应该有的。我问他是怎么来的，他说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在当地的活动造成的，但这几年来大家已经非常注意环保了，不大可能有这样的结果，另一种可能就是海洋环流，洋流把地球其它地方的水拨过来了。这说明现在地球上真要找一个完全不受到人类的活动影响的地方很难。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是不是人类的活动就是产生或是扩大自然灾害的主要原因？恐怕从历史地理研究看也不是这样的。因为做历史地理研究就可以发现现在所知道的最大的一些灾害，或者说造成破坏性最大的一些灾害，恰恰是发生在工业化之前。比如说我们讲到地震，大家知道解放以后，最大破坏的地震是1976年唐山的地震，死了24万，伤了16万，这个数据是我们最后发表的数据，这在世界上是排在前几位的，但是到目前为止所知道的全世界死人最多的地震发生在明朝嘉靖年间陕西华县的地震，这次地震也是发生在半夜，根据记载当时统计到死掉的人有89万，再加上其它地方间接死亡，加起来超过100万。应该讲从各种方面看，这个数字是可靠的，因为同时还有很多其它地方记载，证明这一次地震力度很大，而且波及范围非常广。这样大的灾害，如果把当时陕西华县的环境跟河北唐山相比，唐山已经有很多钢筯水泥的建筑，有发电厂、铁路、矿山、工厂，那么陕西华县什么都没有，除了少数砖房以外大多还是土房，当时没有任何工业化，附近没有什么人造的高速公路、水库、水坝，照样发生了。这只能证明到现在为止我们对地震的原理还不知道。我到美国伯克利大学去的时候，他们的地震研究所在美国算好的，他们也说地震到现在是无法预测的，原因也还没有找清楚。那年唐山地震前，我们刚刚还很愉快，很高兴在欢呼文化革命的胜利，因为海城地震以前发了预报，就在愉快的时候，一下子唐山来了个地震，什么都没有报。所以恐怕到现在为止全世界都承认地震目前还没有可能预报。所以最近这几年我们有个规定，不能随便地发布地震预测，因为地震预报乱发的话，造成的社会影响不比灾害小。有一年我到兰州去，大家矿泉水瓶都放在门口，都传说要地震，天天提心吊胆，可以后什么事都没有。所以不能随便发的。总而言之现在是还不知道具体原因。我们上了三峡，很多人担心会不会引发地震，这个担心对，不能掉以轻心，应该做些工作，但是真正的原因现在还是不清楚。所以没有什么迹象表明一定是越到后来因为人的活动造成的灾害就越多。

再比如说洪水，我们解放以后发过好几次大的洪水。50年代的时候黄河的洪水曾经把郑州的黄河铁桥冲垮，以后再修复的，长江1998的洪水到现在大家还记忆犹新。但是就拿黄河来说，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最大洪水发生在清朝道光年间，和鸦片战争差不多。洪水有指标，就是流量，一秒钟流过截面的水是多少立方米，那个时候在今天河南陕县这一带洪峰的流量达到3.6万，就每秒钟有3.6万立方米的水流过这个地方。40年代到50年代的时候黄河最大的洪水达到1.8万到2.2万，也就是说仅仅是那个时候洪水流量的一半，稍微多一点。那你说清朝道光年间人口比现在多吗？水土流失比现在严重吗？环境比现在还差吗？都谈不上，但是这么大的洪水就是发生了。所以仅仅在人的方面去找原因恐怕还是不够的。这样的例子我还可以举出不少，所以这个说明目前我们所知道的自然灾害的根本原因还是自然本身的变化，而这个规律我们在大多数情况下还是没有了解。所以我们关注人类活动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有必要，但是并不因此就认为只要我们人约束自己注意保护环境灾害就能消灭了，这不是事实，还是要用主要的经历来关注自然界本身的变化，探询自然变化的规律，才能从根本上面找到产生自然灾害的原因以及防止的办法。历史地理研究也是可以做出它自己的贡献的。

第三个方面就在把握环境变化的过程程度方面，历史地理也可以做一些研究工作。因为历史地理研究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就是历史自然地理，就是在历史时期环境的变化。拿环境的这些变化跟今天作比较的话，有的时候就可以知道就应该是有还是没有，程度上有什么不同。这个比我们仅仅看现在有的观测记录更加难掌握它的规律。

我刚才讲的只是气温的记录，有些记录比160年还短。比如说这几年引起大家很大关注的沙尘暴，北京的沙尘暴越来越严重，时间越来越长了，有的说已经吹到上海了，有一天早上起来，汽车顶上都是泥，天一下发黄发红，是很严重。但是沙尘暴什么时候开始的？是不是只是近代？以前有没有？其实有，前两年沙尘暴引起大家重视的时候，我在《后汉书·五行志》里面一找还找到了，当然沙尘暴这个名字是现代的。东汉时候，有一天，春夏之交，上面记载“黄雾四散”，仔细看都是细细的灰尘从上面掉下来，就像土一样，整整一天一夜，地方就在长安，今天的西安这一带。因为我注意了黄雾，再去找，那就不止一次了，有的发生在河西走廊，有的甚至还要在长安的东面，就证明已经有了沙尘暴，不是近代的事情。当然到底是现在越来越严重了，还是什么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形成沙尘暴的根本原因是有尘土来源，整个黄土高原都是它的来源，另外就是风，特别大。像这种情况，我们如果知道古代就有，就可以考察它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如果再往上考察到地质年代的话，一种说法黄土高原是风成的，土是从蒙古高原跟西伯利亚长期地经过风、不断的沙尘暴的结果，最后才形成了黄土高原。这个话是有道理的，因为黄土高原的黄土的颗粒越是往北越粗，越是往南越细，一般来讲厚度也是越是北面越厚，越是往南越薄，那么很明显沙土的来源是蒙古高原跟西伯利亚，甚至更北的地方。一种说法黄土高原是水成的，是青藏高原流水的作用。不管怎么样风总是起了很大的作用。这样来看，自然现象一方面是的确由于现在很多沙地、土地上面的植被被破坏、裸露，那么另一方面也看到这样一种沙尘暴本身是长期存在的。

又比如我们讲西北的环境，西北原来古代都是茂密的森林，绿油油的草原，“风吹草低见牛羊”。现在进的游人越来越多，有沙漠、戈壁，有的是光秃秃的黄土。这话对不对呢？没错，是这样的，但是破坏程度上面，地貌复杂性问题上面却没有讲清楚。从历史角度看，我们一查，秦朝汉朝的时候，罗布泊、蒙古高原南面这一带已经是沙漠。所以《史记》《汉书》里面，有“漠南”“漠北”，有的时候写成“幕布”的“幕”，有的时候写成“沙漠”的“漠”，其实应该就是指一大片沙漠和戈壁。在当时已经有了很多地方可以看到是寸草不生的，黄土高原也好，整个西北也好，有很茂密的森林，但是2000多年前已经有了今天的戈壁和沙漠，只是面积分布和今天不同而已。所以如果不知道这一点，盲目地认为凡是西北的地方都要大规模地修补，是不对的。就美国的理解，浩浩无垠的沙漠也很秀丽，不一定全是树，如果这样的目标定出来了，肯定做不到的。所以真正比较准确就是该怎么样就怎么样，能种树的种树，不能种树的种草，不能种草让它变成荒漠也不错，自然本身就是这样的嘛。我们活动的目标的制定一方面要根据我们的能力，另一方面也要看到历史时期里附近的环境是怎么样，恢复到原来怎么恢复？原来根本不存在东西。

所以从历史地理研究看，环境一种是明显给人类破坏掉的，这种环境是有可能重建的，另一种是本来就如此的，最好的办法是顺应自然而不要轻易地去改变它。某种程度上原来是荒漠，非要去种树种草，也是一种破坏。

由于历史文献的疏漏、不确定，历史地理的研究者如果不注意研究的科学性的话，很容易会得出错误的、模糊的、片面的结果。而这种结论对现实做出的规划会产生一种误导。以前的史料一方面非常丰富，但是另一方面多数史料都不是具有专业知识的人记录的。而且中国的史料有一个先天的不足，以前的学者文人写惯了程度的表述，甚至是夸大性的描述，而缺少精确的量化。

我们看到上书上讲灾害很大，“人相食”，人吃人了，但是不大讲灾害到底有多大。比如说大旱，那你给我讲清楚哪一天到哪一天不下雨，可只写了“大旱，人相食”。这个人吃人很复杂的，有些地方的官救济工作做得比较好，尽管灾很大，没有人吃人，有些地贪官把救济粮都搜刮了，刚刚有点灾就人吃人了。还有一些官喜欢通过这个来跟上面要救济，把灾害报得比较大，一有人吃人马上上报，有些官就粉饰太平，说这里风调雨顺，自己要升官。有的地方研究就很简单，没有找到“人相食”的灾定成中等，找到“人相食”的灾定成上等。

还有，有的时候多是一些描述，描述的人的参照物往往是根据自己的情况，而我们研究中如果不注意这一点，那么同样的事物、灾害和环境变化，不同的人就可以大相径庭。比如说来自西北干旱地区的人看到一片稀稀拉拉的树就会说“这个树林真好啊”，相反如果从福建林区去的人会说“这个树真差”，这其实是同样的东西。有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十六国的时候，在今天的陕北、内蒙古南部到关中曾经建立过政权，名字叫“夏”，建立的人是一个匈奴和鲜卑人的混血，名叫赫连勃勃，他曾经最有名的举动在今天陕西北部建过一个城，现在还在，建得很豪华。有这么一个传说，他叫人家拿着一个矛去刺，刺进去了就杀掉那个建城的工匠，刺不进去就杀掉那个检验的人。他又讲了一句话，“吾行天下”，没有比这个地方更好的。以前有些学者看了之后认为这说明当时那里的环境非常好，但如果仔细看一下，他的参照物是什么？你看看他的行踪，发现他是生长在内蒙古的南部，一辈子的天下就是从内蒙古的南部准噶尔旗周围这一带到最南面的陕西的关中，如果这么来看，可以这样说，这一块地方里面比起来它是最好的，这话可以说。但如果因为他讲了天下，你就认为这个地方是真的天下最好的地方，就上他的当了。我记得那一年我到内蒙古的包头，我也看到介绍说这里风景优美，树木茂密，浓荫蔽日，我到了那里一看稀稀拉拉几棵树，并没有那个样子。后来我想也对，在内蒙古这一带，阴山的南路，现在树都没有了，这样说也没有错。正像我们光看介绍的话，以为敦煌的月牙泉怎么好，到那里才知道是个小池子，而且还是人工的。所以对历史上的记载仅仅根据它本身进行量化是很困难的，一定要是用现在科学的眼光认真地作比较，看看它采用什么标准，然后才能比较科学地把它复原。一旦在这些方面不注意，受了这些影响，我们就很容易没有自己的主见，为现时的一些需要或者比较流行的说法所左右。比如现在领导人说西部原来很好，你去找，果真原来这个地方是出木头的，那个地方原来是有森林的，但问题是这些点的中间是什么呢？我们往往会用主观先验的想法替代科学的分析。反过来，一个领导说这里本来就干旱，你又去找，说原来这个地方寸草不生，这也是对的，是另外几个点。因为历史地理研究本身依靠的史料里面有很多不确定性的东西，所以我们特别要注意有一个科学的头脑，才能够真正地重建环境。

总而言之，我的看法就是从历史地理进行环境的研究、考察环境的变化，有很大的优势，这个优势往往是现代的研究所缺少的，而且这一点也是我们在世界上最自豪的地方。我曾经跟英国、加拿大、美国等西方的历史地理学家做过交流，他们对我们中国的历史地理学者可以进行历史自然地理研究都感到比较惊奇，西方的历史学家做的基本上都是人文地理，因为西方的文献时间短。去年我到加拿大魁北克去参加第十一届世界历史地理大会，我看他们的文章主要的都是17、18世纪以来，很大是跟西方人进行殖民有关的，殖民过程中间看到自然环境的变化，看到族落的建立，看到交通网络的建立，看到移民的过程，看到文化的变迁，他们去做这个历史地理研究。大英帝国，因为有很大的殖民地，所以生物学家、动物学家到各地去考察，这是差不多的。他们就很难进行自然环境的研究，因为自然环境的变化是比较慢的，往往两三百年是不大看得出来的，我们两三千年才可以，他们就缺少这样的文献。这就是中国的优势，所以这一点我们完全可以引为自豪。

但是从我刚才举到的例子大家也可以看出来，历史地理研究本身有弱点，就是这些资料往往是很难量化的，不精确的，如果自己缺少科学的头脑，很容易被资料误导，或者被现实误导。文化革命以前，进行历史地理研究的人只能根据当时的政策做一种解释。比如我的老师谭其骧先生在1962年曾经提出来黄河中游不合理的开发是造成下游灾害的根本原因，最后他建议说黄河中游不要全面搞农业，应该农林牧同时发展，因地制宜。这样的话也还是要受到批判，是跟“大办农业”唱对台戏，反对“大办农业”，我们要大办你还说要适可而止，这怎么行？现在回过头来看，当时这种声音要是重视的话，要是从60年代开始就在黄河中游注意水土保持，那么应该讲节约的钱恐怕不是几个亿的问题，现在再治理的话也应该好得多。这是文革前的情况，那么现在政治上相当宽松，但历史地理研究还要警惕不要受到现在政策性、金钱性和市场的影响。这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前提，我们怎么样自己提高历史地理研究的精度，才能真正使潜在的优势变成现实的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