词牌名和曲牌名的区别是什么（词牌名和曲牌名二者原本就是同一个意思）

宋词佳作脍炙人口，我们经常陶醉于宋词的浪漫与美好，但却容易遗忘一个问题：宋词的许多作品是没用题目的，而只有“词牌名”，再进一步了解，我们会得知这个“词牌”竟然是“曲牌”，如此引出一个话题，“曲牌”和“词牌”之间究竟有什么渊源？二者的大多名称为什么会一样呢？

词曲本是同根生，文人与乐人相互配合

中国诗歌有与音乐相结合的传统，但各个阶段的配合方式有所不同。汉魏时期，一般是先成诗词，再配乐，到了唐宋就演变成了先有乐，再有诗词唱和，所以唐宋时期，文人填词成为一种风尚。文人填词需要依据一定的曲调，这种曲调需要经过专业乐工的润色、定型，再掏空曲子原有的歌唱内容，只剩下音调和歌词的结构，供诗人进行填补的固定曲调，被称为“曲牌”。

而“词牌”的渊源，要根据词的兴起背景来探究。唐朝时期，诗的格律和修辞不断得到完善，在经济的繁荣发展下，饮宴的风气尚行，培育了丰富多彩的酒令艺术，有些歌舞化的酒令逐渐演变成词。唐朝文人众多，而唐玄宗又极其喜爱俗乐，更是设置教坊供歌女唱曲，使文人开始针对一定的“曲调”填词作乐，这种创作作品不仅可以娱乐身心，更可以表露人生志向，将“诗言志”与“诗缘情”很好的结合一起。如唐朝诗人白居易遭贬后，曾为歌者填词《江南好》：

江南好，风景旧曾谙：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能不忆江南？

文人在填词时，需要根据乐人的曲调，一般情况下，选用什么样的曲调，就用什么样的韵，平韵开朗，仄韵沉郁。白居易的这曲《忆江南》多采用的“平韵”，如“好”、“谙”、“蓝”、“南”均是平水韵，营造出一幅美好的江南景象，而唯独一个“火”字却用的“仄韵”，表现出此时的白居易遭遇贬谪，内心在欣赏景色时依然流露着些许惆怅。

倚声填词是唐宋文学创作的特征之一，文人需要依靠乐人的曲调、旋律、节奏，去填写歌词，正是体现了词牌和曲牌的关系。唐宋时期，盛行一曲多词，文人只需要选择一个与自己表达情感相符的曲调，进行填写，直接用“曲牌名”，就是一幅好的作品。因此，词与曲的关系是相互影响，密不可分的。

用曲牌做词牌名，以雅正文化色彩凸显政治功能

唐朝时期，音乐十分发达，特别是在胡乐与燕乐流传之后，给华夏音乐注入了新的色彩。唐玄宗年间，设置太常曲和教坊曲，专门培育一些杂伎艺人学习歌舞，以供宫廷的宴乐之乐。其中，对后世影响最为深远的是教坊曲，教坊曲主要练习一些杂曲小调，而唐玄宗最是挚爱这种俗乐，更是在开元二年“设置左右教坊，以教俗乐”。

统治者的喜好，带动了文人以曲调、曲牌为载体，大量改革词风，迎合政治的需要。据《唐宋词通论》记载：开元、天宝年间的教坊曲，多达324曲，含杂曲278首，大曲46首。可见统治者对杂曲的喜爱程度之深。在这些教坊曲中，有的适合歌唱，有的适合说唱，还有的适合表演。其中，用于歌唱的教坊曲，并演变为唐五代的词调共有79曲，我们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有：

清平乐、浣溪沙、浪淘沙、望江南、木兰花、定风波、临江仙、菩萨蛮、虞美人、西江月、鹊踏枝、梦江南、渔歌子、乌夜啼、采莲子等。

在宫廷的带动下，唐五代曲牌的发展带动了词文学的发展，回头再看如今宋词中的词牌名多与教坊曲同名，可见唐玄宗设置的教坊对文人的影响之深。传说唐宣宗喜爱唱《菩萨蛮》，当时的大臣令狐绹就让温庭筠填新词，供皇帝审阅，一时间导致文人争先效仿，使《菩萨蛮》这一调成为热门词牌。

唐宋时期，统治者常在歌筵舞席中流连徘徊，乐曲自然是必不可少的精神娱乐产品，但乐曲固然优美动听，也需要文人根据时代背景进行改编，于是曲牌竟然成为文人竞相填作的对象，而词曲同牌也在政治环境中广泛流传下来。

曲与词同名，方显民间本色

《旧唐书·音乐志》中称“自开元以来，歌者杂用胡夷里巷之曲”，其中“胡夷”是指隋唐五代时期西域的音乐，而“里巷”正是说明了曲子传唱的地点是在民间，而非宫廷。由此可见，曲子的起源与发展均来自于底层的劳动人民。而词从孕育到发展，也多在民间，民间艺人按照曲调节拍填上歌词，配上管弦传唱是一种娱乐方式，民间百姓在传唱的时候熟知曲牌曲调，所以词人在填词时延续曲牌，方能凸显民间特色，便于社会流传。如刘禹锡的《竹枝词》在序文中写道：

余来建平，里中儿联歌《竹枝》，吹短笛、击鼓以赴节，歌者扬袂睢舞，以曲多为贤。聆其音，中黄钟之羽，其卒章激讦如吴声，虽伧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转，有淇濮之艳。

刘禹锡作《竹枝词》九首均是受到川东地区民歌的启发，这篇序文中正是解释了作者对民歌的好感与认同，其中歌唱的方式是“联歌”，即对唱；歌唱的工具是“吹短笛、击鼓、袂舞”，即用笛子伴奏，拍打鼓声，边唱边跳；歌唱的内容是“淇濮之艳”，即男女之情；听过后的感受是“激讦如吴声、含思宛转”。刘禹锡深切认识到了曲调与歌词相互附和的美感，更是受此启发，填写了大量的词作，影响了晚唐诗人温庭筠等人。

到了宋代，这类词曲多流行于市井间，偶尔跻身于士大夫的宴乐中，从范仲淹、王安石开始，便借用这个新兴的体制来抒发个人壮烈的抱负，失意的文人在不受统治者重视后，开始渴望民间百姓对自己忧国忧民抱负的理解。所以文人们会选择曲牌的节拍进行填词，根据曲调的变化来表达内心的喜怒哀乐，在传至民间的时候，才能获得“能移我情”的效果。